每年有20万儿童失踪　中国寻人体系仍然无力

在警力不够的情况下，寻找失踪人口需要政府各部门、公共社会各方协同作战

　　望着从人贩手中解救出来的那40名婴儿，南京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刘云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些孩子的身后，是一个个濒临崩溃或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拯救了这些孩子，可以拯救多少家庭啊！”

　　9月的一天，南京铁路警方侦破“5·25”特大贩卖婴儿案，先后解救被贩婴幼儿40名，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郎燕和刀芬等人又陆继交代出30余名被贩婴儿的去向。

　　事实上，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只是中国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凤凰卫视曾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关于失踪人口，目前官方尚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统计，2001年该市各级治安部门共受理登记失踪人员9627人次，而1995年的总失踪数仅为4526人次，上升了2.13倍。这个6年前的陈旧数据，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警方无力？

　　山西黑砖窑那些曾经被奴役的工人，在媒体曝光之前，对家人来说，他们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出家门，杳无音信。即使在山西黑砖窑被查处之后，一些来自河南的辗转寻子的父母仍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孩子，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的命运。

　　人口失踪案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常见于国内媒体报道，近年来似乎有增多的趋势。家人失踪后，人们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警方。但是事实上，警方在寻找失踪人口上乏善可陈。据2006年9月一家媒体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被找回。

　　南京市鼓楼区的一位警察坦言，“几乎不可能调动过多警力专门去寻人。特别是在基层派出所，警力常常紧张，要管一大堆事务，零零碎碎，哪里有过多的警力去展开大规模的寻人工作？不过我们会将工作中发现的失踪人员及时与已登记人员进行信息比对，这样做多少显得被动”。一些地方已经建立起失踪人口信息系统。2005年的一份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安徽省的芜湖市等城市均已建立了“失踪人口信息网”。

　　武汉从2001年10月份开始，就建立了 “失踪人口信息管理库”。除了收集已报案的失踪人口外，警方还把各种媒体、寻人启事、小广告上登的失踪信息收集到库里。

　　“这个系统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警官张武说。

　　从2003年起，公安部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因种种原因和实际困难尚未建立起来。据了解，作为公安部“金盾”工程之一的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近年已经在建设之中。

　　“警方内部对失踪人口信息的有效统一管理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寻人体系的第一步。”张武说。户籍制度的弊端

　　“人员失踪，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庭不和离家出走，有的是心理疾病自我逃离，有的是意外迷路，也有的是遭遇拐骗，让警方完全承担起找人的任务是不现实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统计学教授游允中对《新世纪周刊》说。他认为，民政部门、劳动部门的一些下属机构，比如救助站、劳动力中介机构等，如果与警方建立起协调有效的联动机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寻人效果。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一个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他认为，失踪人口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在国外，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也只是在有关部门（主要是警方）作一个登记备案，一旦有了线索才能加以查找，总的说来也是很被动的。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管理全国人口。这么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条块分割式的人口管理显现出了弊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对《新世纪周刊》说，这种管理方式造成人口在迁徙流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所谓“黑户”、“黑工”现象。由于缺乏这部分群体的相关档案，导致对失踪人口难以有效监控、搜寻。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里，社会事务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包揽一切。社会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很多事情的解决，是通过自愿而不是权力的方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亦明教授说。 已有专家提出，解决人口失踪问题，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公共事务部门。“这个部门更应该具备的是社会服务性质，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